1958年8月29日，大沙区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热烈庆祝四会第一个人民公社的诞生！不到3个月，全县成立了5个人民公社，四会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1983年8月20日，中共四会县委、四会县人民政府联合发出通知：撤销人民公社体制，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镇政权。至此，人民公社不复存在，人民公社体制整整持续了25年。 

　　本人生长在农村，参加工作后先后在县委农村工作部和经济体制改革部门工作，耳闻目睹，亲身经历了农村改革的历程。围绕人民公社调整、整顿、巩固、提高，一幅壮丽的历史画卷展现在眼前，记忆犹新。 

　　 

　　人民公社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农村进行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革：实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的土地制度；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巩固新生的政权，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四会县委按照中央的部署，领导广大农民在农村进行一系列的改革。1954年成立互助组，将个体农民初步组织起来，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按劳力强弱进行搭配，互相帮助，互通有无，使劳力弱的家庭能进行正常生产，又能使劳力比较强的不吃亏。那年，全县先后成立了8613个互助组，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接着，四会县委又引导农民继续进行探索，将农民的土地、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折价入社，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成为股东，生产成果按股加按劳分配（股占四成、劳占六成），实行统一领导，统一经营。这种体制一定程度促进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生产发展又向前进了一步。到1956年，全县实现了初级合作化，成立了初级合作社713个，大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 

　　初级合作社的实现，仍不是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个人生产资料参与分红，仍然存在剥削的性质，仍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形势发展到1957年，在中央公布《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后，全国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改革，取消土地等生产资料参与分红，实行完全的按劳分配，生产成果归全体劳动者所有，实行按劳分配。生产资料归为集体成员共同所有，这种组织称为高级合作社，全县成立217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组织的实践结果，农民生产成果，除了上缴国家，提留公共积累，照顾五保户、军烈属等积累后，按劳动工分分配劳动成果，大大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这个时期，农村生产形势欣欣向荣，农业丰收，六畜兴旺，农村集市圩期，市场人头涌涌，人们安居乐业。 

　　农村改革所有制的成效，又推动了农村工作继续前进。一些地方，开始觉得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力量不适应农村发展的要求，一乡一社的规模过小，不利于兴建大型水利工程，不利于农田水利建设，不利于使用机械耕作，不利于交通建设。于是又开始进一步的探索，要求有一个新的体制适应它。 

　　有的地方开始搞拼社，根据自然条件，将几个高级社合并为一个相当规模的大社。这种先行的探索，得到中央、省的推广，称为“人民公社”。1958年8月，中央发出大办人民公社的伟大号召，一个大办人民公社的运动响遍全国大江南北。四会在公社化运动的推动下，第一个人民公社——大沙人民公社应运而生。不到3个月，四会相继成立大沙、清塘、石狗、江谷、地豆五个人民公社。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从此，这种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统一领导，统一经营的体制，维持了不到3年。以后20多年，围绕它的调整、整顿、巩固、提高，展开了农村25年改革的新篇章。 

　　 

　　人民公社的调整 

　　仓促成立起来的人民公社，未经过试点，未有实践经验，成立不到几个月暴露了不少问题。 

　　一是刮“共产风”。公社成立时，将属于各高级社的资产一平二调，将农民的个人财产强行充公，取消农民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屋前屋后的零星果树无偿归公，自养畜牧无偿入社，群众意见很大。 

　　二是实行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口粮不分到户，实行低水平工资制和供给制，办公共食堂，宣布人民公社是天梯，共产主义是天堂。公社化初期，还实行吃饭不要钱，七包八包。 

　　三是生产力受到破坏。粮食减产，供应紧张，人均口粮下降。1959年至1961年，每人每月平均只有20多斤稻谷，农民用野菜充饥。四会和全国一样进入三年经济困难时期。14000多人先后发生过水肿病，出现非正常死亡，劳力外逃，一些农田丢荒。 

　　四是干群关系紧张。一些农村基层干部作风恶劣，浮夸、贪污、盗窃、多食多占、强迫命令、打骂群众，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四会县委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上级的领导和支持下，开始着手纠正人民公社化以来一系列错误做法，调整政策，领导四会人民度难关，使四会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首先是调整人民公社的规模。人民公社成立初期，规模相当大，相当于解放初期几个乡一个公社，平均每个公社农户11784户，44683人。这种庞大的经济组织，按当时的干部组织领导水平，明显不适应。不到几个月，将四会镇从清塘人民公社划出，单独成立四会镇人民公社，另外又成立四会水运人民公社。1960至1961年，又进一步调整，全县设为15个人民公社：清塘、大沙、石狗、邓村、黄田、迳口、地豆、江谷、威整、罗源、龙江、下茆、水运、四会镇、江林。各公社下设生产大队共209个，生产队2782个，基本恢复为一乡一社的规模。 

　　二是调整人民公社的政策。公社化后，中央根据人民公社初期发生的问题，陆续发出一系列文件，开始整顿人民公社。1961年公布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六十条政策。四会按中央规定进行调整，人民公社体制下放，实行“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础”，将土地、耕牛、农具、山林等固定到生产队，以生产队为单位核算。由生产队实行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生产成果扣除各种提留后，统一按社员劳动工分进行分配；粮食实行基本口粮加工分带粮。这些政策实施，农民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与此同时，鼓励农民开垦“五边”地，谁种谁收。分配农户自留地，允许农户经营适量的家庭副业，开放农村农贸市场，取消公共食堂，口粮分配到户。这些政策调整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人民公社的整顿 

　　1959年10月开始，四会用三年时间紧跟中央的部署，针对农村人民公社出现的问题，召开万人大会，宣传贯彻中央的农村政策，开展整风整社，以肃清当时存在突出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同时召开各种会议，发动群众，帮助农村干部学习文件，提高思想认识，放下包袱，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广东省委还派出广州军区军队干部参与地方的整风整社工作，严肃认真，气氛紧张，颇具震慑力。 

　　一、整顿“共产风”。为了推动人民公社运动，干部将农民的个人财产、屋前屋后的果树、家庭自养的牲畜，高级社时分配的自留地一律充公，美其名为“消灭资本主义”。有的地方连私人的房屋也归公为公社使用，严重地侵犯了农民的个人权益。四会县委及时按上级的指示，核实情况，坚决纠正。侵占了的按政策予以退赔，原物存在的退还原物，原物不存在的折价赔偿，由县财政统一拨至农户。1960年，“共产风”退赔218多万元。 

　　二、整顿干部作风。解放后，党的威信在农村工作中大大提高。党号召干什么就干什么。但也出现了一些干部靠打骂群众、强迫命令来推动农村工作的开展。一些干部工作浮夸，瞎指挥，不深入实际，虚报产量，造成干部与群众关系紧张。针对这些不正之风，整风整社运动通过发动群众检举揭发这些违规违法现象。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干部，通过学习文件，转变思想，自觉交代问题，作出检讨，群众通过后继续工作。少数问题严重、作风恶劣的干部，受到批判斗争，作出处理。石狗公社干部高××、翁××，对农民拳打脚踢，受到双开除的处分；黄××利用职权，侵占治疗水肿病人的物资，受到开除党籍、降级留用的处分。而对领导不力，问题严重的公社则追究领导责任。大部分干部通过检讨获得群众谅解，重新工作。农村基层干部通过整风整社运动，受到深刻的党纪法纪教育。 

　　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清账目、清工分、清仓库、清思想。这是整顿人民公社的中心环节。农村工作的发展，农村干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农村干部中优越感、特殊化、贪污盗窃、多食多占的现象有所出现。同时，农民有了自留地，允许经营家庭副业，也出现了只顾家庭，不顾集体的倾向。一些农村的领导班子，也的确混进了一些坏人。这些问题使四会县委认识到，为了巩固人民公社，必须坚决执行中央关于社教工作的重要部署进行纠正。从1962年下半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1965年，四会全县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方面，除了面上开展外，还在清塘、黄田公社搞试点。另一方面，抽调700多人组成工作团，参加省“四清运动”试点公社的四清工作。三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大教育了广大干部，整顿了干部中的不良作风和农民中的自发倾向，建立了公社的经营管理制度，巩固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农村人民公社进入了发展时期。 

　　四、关心群众生活，集中收治水肿病人。公社化不到几个月，粮食出现紧张。1959年—1961年，每人每月平均口粮不到21斤稻谷。群众吃不饱，用野菜充饥，营养不良，加上沉重的农业劳动，不少人出现水肿，有的妇女子宫下垂，有的人晕倒田头，年老体弱的人发生死亡。据196O年统计，全广四县（其时广宁、四会两县合并称广四县）因水肿病死亡5937人，占总人口2.7%，发生水肿病例最高一天达到14000多人。 

　　县委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采取果断措施，在上级帮助支持下，立即集中收治水肿病人。以公社为单位，利用学校、祠堂、食堂等地方作为临时医院，一律将患病群众集中免费收治，加以供给营养物质配合，使患病群众迅速脱险，康复返乡。到1960年下半年，基本收治完毕。 

　　五、整顿经营管理。公社化初期，实行全公社统一经营，统一分配。后来改为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由大队统一核算分配。由于实行的都是大锅饭，平均主义，而且帐目没有公开，出现干部多吃多占现象，因此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针对这些问题，中央颁布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四会县委坚决执行条例，在经营管理上，改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进行经营管理，建立一套民主管理制度。一是实行工分登记制度，社员开工，根据数量、质量记上工分；二是财务收、支公开监督制度；三是分配制度，每年进行两次分配，夏收预分配和年终分配，总收入除以总工分，求得每10工分的分值，称“劳动日值”。每个家庭收入扣除生产队的实物分配价值，这样，每户的结余、超支一目了然。通过整顿，建立了一套比较规范的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制度，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人民公社的历史里程碑 

　　通过20多年巩固人民公社一系列的政策调整，体制下放，人民公社逐步调整到位。人民公社体制在四会县发挥了很大优势，成为历史丰碑。 

　　一是利用公社“一大二公”，人多力量大，统一指挥，高度集中的优势开展了一系列的基础设施建设。四会几乎所有的重大水利工程，都是公社化时期修建的。据统计，全县大小蓄水工程354宗，重大的有江谷水库，迳口水库，江大引水工程，大沙堤围，威整电站等。对较大的工程，县委一声令下，千军万马上阵，人海战术，调动全县力量修筑江河堤围。大沙公社9条共59公里长的堤围修筑加固和建设了大旺草塘22公里、迳口草塘9公里的堤围，消灭大旺和迳口两个大草塘的血吸虫等，都是靠人民公社的力量多年大会战取得的。 

　　二是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彻底改变了穷山恶水。发动群众千军万马上阵和专业队伍结合，逐年投入劳动力，平整土地，开渠引水，筑沟拦洪，降低地下水位，改造低产田，使高低不平的田地平整化、方格化，烂湴田变成良田。清塘公社芙蓉大队，原为穷山恶水，后来依靠集体力量，调动劳力，通过多年改造，粮食产量原来每亩不足300斤，改造后变为亩产800斤，成为“南方大寨”，全国先进典型。 

　　三是发展了一批社队企业。由于公社的体制调整到位，落实了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腾出劳力去发展副业。各公社兴办了农械厂、油厂、粮食加工厂、林场、果场等厂场。石狗公社办起薄膜厂、煤矿；清塘公社办起了农械厂、电机厂；大沙公社办起粮食加工厂、鱼苗场、三鸟场。各式各样适应农村需要的企业如雨后春笋发展起来，成为我县工业一支重要力量。 

　　四、发展了粮食生产。大办粮食是人民公社的重要任务，以粮为纲，兼顾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是农村工作的方针。四会县的粮食生产，在公社化后，通过调整、整顿工作，巩固了集体经济，改善水利，科学种田，推广良种，粮食生产逐年提高。1983年，全县粮食总产达到15.8万吨，创历史最高水平。国家上调征购任务，年年超额完成；农民的口粮逐年增加，大多数地方的农民劳动力口粮月平均达到50斤以上稻谷，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 

　　 

　　人民公社退出历史舞台 

　　人民公社25年的历程，也逐步显示出它的局限性。首先是它的管理模式和体制及分配制度，超越了人们的思想觉悟水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全国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农村开始探索继续发展的新路子。在中央的试点影响引导下，农村开始在“三靠”（粮食靠返销，生产靠货款、生活靠救济）的区域试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从以生产队为单位经营转为以家庭分散经营，实行交足国家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经营方式。这种改革，在四会县逐步推广，很快形成一股浪潮。1982年，县委顺应农民的要求，全县基本上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生产队的领导下，将土地、山林等财产按有关政策划分给每个家庭，实行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一方面每个家庭与生产队签订承包合同，明确双方权利、责任、义务，规定完成国家集体的上缴后，留下的归承包者所有；另一方面，生产队经营的项目收入和农户上交的承包收益，在提留公共积累后，又再次由集体向农民分红。有了承包权的农户，运用承包来的生产资料，重新组合新的专业生产合作社，多层次经营，搞活了农村经济。这种改革，适合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受到农民的欢迎。 

　　1982年12月，全国人大通过了新宪法，规定了我国的基层单位政权设置。规定建立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权。同时规定乡镇以下成立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作为村民自治组织，并成立村民经济合作社，履行集体资产经营管理的责任、权利、义务。至此，人民公社作为政社合一的农村基层政权，从此不复存在。1983年8月四会县改变“政社合一”体制，撤销人民公社，建立区公所，作为县政府派出机关，各区按原公社规模不变。1987年3月，四会县又把区改为镇（乡），属基层一级政权机构，建立人民代表大会，成立镇（乡）人民政府。这样，行使了25年的农村人民公社制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迈向更高级的更适合农村实际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体制的新时代。（图文来源：四会人民政协） 

　　【作者：四会市人民政府原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卢学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