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洲西面是宽阔的绥江。绥江是自西北向东南纵贯四会全境的最大的河流，发源于南岭山脉南麓的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的擒鸦岭，流经怀集、广宁、四会，到马房津口注入北江，总长226公里。另在陶冶口岔分出一水路，流经大沙墟至青岐涌注入西江，然后再汇入珠江三角洲水网。千百年来，绥江以其丰润的乳汁滋育着两岸百万人民，是广、四、怀三地民众赖以生存、繁衍生息、须臾不可离的母亲河。在广宁、怀集的崇山峻岭的原始森林中，长满了杉树、松树、竹子以及各种树木。十八世纪末就有“斩不尽的广宁竹，出不尽的怀集木”之说。而广州及南(海)番(禺)顺(德)等珠三角一带，甚至香港、澳门等地对柴竹杉的需求量浩大。杉是当时的主要的建筑材料及造家俱的木料;在还没有煤气的年代，松木、杂木是主要的燃料;竹子则根据其品种的不同而有着更广泛的用途。至解放前，广四怀的陆上交通仍十分落后。特别是抗战期间，为了阻挡日寇的入侵，把广四怀的公路炸毁，不能通车，柴竹杉的运输完全依靠绥江的水路。 

　　杉商在怀集、广宁雇人用竹篾把竹木扎成适合上游放运的小排，往绥江下游流放。当排筏到达四会白沙至大同洲竹木交易河段时，就抛锚停靠下来，就地出卖，与云集于此的各地客商洽谈交易。然后重新组合、加固排筏，把小排拼成大排、长排，再继续放运。 

　　四会县解放初期的工商界知名人士马华先生少年时曾听其祖父(时为仓岗杉商)讲述绥江上柴竹杉交易市场迁移至四会的路线图：最早的市场设在南海小塘鲤鱼沙，后迁至三水西南卤沙河段，再迁至三水木棉河段，最后才迁到仓岗大同洲。至于迁移原因，可能与大同洲的地理位置适中，处于绥江流域山区与平原的交汇点，便于竹木卖买交易;排筏流放至此，有些篾缆已经松脱霉脆，需修整重扎;河段水面宽阔，水流缓慢，深浅适中，便于排筏的重组整扎;四面环水，便于工人工作、生活等因素有关。至于迁移时间，有一说为清光绪年间(1875年——1909年)。但据推理，时间应往前推移，因为在河傍路的数间柴竹杉会馆中，在建馆时均有碑记嵌于墙上，碑文显示：粵源馆建馆时间最早，是咸丰年间所建，比光绪要早几十年;1996年版的《四会县志》中载有：“清道光年间，本县钱庄业的兴起，主要是由柴竹杉行业生意兴旺而带动起来的。” 这句话道出了道光年间(1821年——1851年)仓岗大同洲的竹木交易已十分繁旺的历史;而在我的妻子的三叔梁信初(是大同洲放运工人)所写的《回忆录》中，记载了大同洲的祖籍来自佛山大基尾郡马梁的梁氏族谱。梁氏宗族在大同洲已繁衍了10代，就算扣除两代的误差，以8代，每代25年计算，也有200年的历史了。照此推算，梁氏始迁祖应是在嘉庆年间(1796年——1821年)已迁居四会。据上考证，仓岗的竹木交易市场应当是兴起于清道光年间，甚至是更早的嘉庆年间。 

　　到达马房后，有些还要再次拼大续长，每排最长达150米，最宽50米，吃水深度最大达1米。然后用人工放运或用电船拖运至目的地。全程所需时间时多时少：丰水期行程顺利时，只需十天八天;枯水期或是碰上各种大小事故，需时一、两个月是常事;如果碰上搁浅，且一直天旱水浅，那么需时则更长了。每天经过大同洲的木排，源源不断。正常情况下，每天多则有几十递，少则也有几递排到达。每年经过大同洲集散外运的木材约有25万立方米，竹子1.36万吨，数量巨大。这样，河傍路、大同洲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柴竹杉市场，成为怀集、广宁竹木的中转站、集散地。光绪《四会县志》载：“邑自设厘金厂(笔者注：相当于现在的税务局)所抽收者，以杉竹为大宗。其实，二者皆自广宁、怀集来至仓岗埠交客，非邑产，有此盛业也。”由于商人需要及时了解行情，促进了四会的电话、电报业的兴起发展。在民国21年(公元1932年)时任四会县首任民选县长苏世杰曾在河傍路怀务堂(后搬迁至宁邑馆)设立四会电报局，拓展了四会的电讯事业。竹木购销两旺，还带动四会的百货、咸杂、饮食、旅馆、金银首饰等各业的发展。当时，仓岗的市面商贾如云，经济如日中天。仓岗得天独厚，占据地利，成为绥江河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在大同洲、河傍路许多青壮年男子就从事放排工作，成年妇女则负责分级重组及加固排筏等工作。另一些人就从事柴竹杉的代卖、代买、代保管工作，从中收取一定比例的佣金。而资金雄厚的商人就直接到怀集、广宁的杉山、竹山进行交易并自营自运，产供销一条龙，获利更丰。资金较少的就与外地客商合股经营。经营竹木生意的排主与小商户众多，大商号与大商人亦不少，商行、会馆也有多家。 

　　代客整扎运输竹木的排主(解决后叫包工头)有数十家之多，较出名的有彭祥、谢来、荣新、周燕、黄贵、梁木带、郭聚、郭容、谈火有、吴之福、叶枝福、谭则、郭木荣、何杏、黄偏等。排主不仅要有大小锚艇、坤甸锚等各种放排工具，还要雇请数十人工作。扎排需要许多女工，即使是在寒冬腊月时，她们亦须站在齐腿深的冒烟的冰水中作业，致使不少人落下一身腰腿痛的毛病，年老时苦不堪言。每天，排主都请工人在自己的木棚吃饭，男工吃足三餐，女工则只给吃中午一餐。几十人围坐一起用餐，颇为热闹。 

　　在大同洲、河傍路居住着一百几十家的个体小商户，他们经营各种放运工具和辅料，如船桡、竹篙、木锚、篾缆、沙皮等。刘芳、邓伙德、邓灶养、生记等经营造船修艇的船栏。谭锦洪、谭炎、布安才、严云章等经营鎅木铺：木料架在锯棚上，锯工高高地站在木料上，双手用力拉推大钢锯，一上一下，不断往返重复，把木料锯开。鎅木铺铺号有：广安、广盛、祥发等。陈容、石灶福等经营加工木柴的柴店，把松杂木锯断、劈开、捆好，再卖给客户。河傍路还有专门打造各种规格篾缆的缆铺，打造出的江缆、二缆、三缆长达六、七十米，打缆厂最多时曾有顺隆、同顺、裕成、公成等十多间。同顺老板是寺边人严耀芬(奀仔)、裕成老板是河傍人吴木桃，严海亦是当时有名的缆商。现在萝卜洲还有同顺缆铺遗址，缆铺深长，达六、七十米。而打几米长缆仔的，由两个人在路边即可进行。打缆需要大量的竹篾，因而开篾成了大同洲众多家庭妇女、儿童的“棚底副业”。 

　　在仓岗，从事柴竹杉业的商人众多，从中产生“三王”：“杉王”张占伟，新会人，最早开设万成行。辞世后，接班的是其嫡孙张述尧。在1953年木材统购统销停业时，其资产折算成黄金仍有千余两;“竹王”罗统康，人称其为“广亨四”，在家乡广宁拥有大量竹山。广亨行专营竹子，财力雄厚，单在四会镇就拥有一百多处产业，是四会有名的富豪;“柴王”吴桂棠，三水人，开设同和源柴行，专营松杂柴，资金雄厚，为同行之冠。吴辞世后，柴王之位被何金取代。 

　　此外，从事柴竹杉业的商人先后还有汤义晃、汤义燮、汤定珠、汤兆泰、汤秀林、汤玉泉、潘日星、邓肃然、吴璧如、吴柳生、吴伟昭、吴以南、吴庆云、吴焕尧、张千生、邓洪、李卓奇、李锐兴、严辉环、汤秀林、叶秩生、莫卓然、陈森奈、蔡乃藩、伍宏学、吴家声、陈景垣、陈雨生、陈有、陈发、刘士范、崔伟平、黄永洪、钟敬垣、何绍敬、何金、梁聚甫、梁耀、孔美运、江星南、叶达泉、刘瑞昌、彭六等。 

　　经营竹木生意的商号先后有：启记、璧记、兴记、木记、则记、横记、全记、水记、合记、坤记、邓洪记、何金记、永昌、琼昌、仁昌、森昌、公昌、粤昌、其昌、会昌、道生、万生、广生、梁六生、建兴、南兴、同兴、万兴、广兴、泰兴、新和兴、兴理、广安、源安、裕安、安泰、安春、万成、福成、竹成、耀成、其祥、德祥、祥发、同发、福栈、怡栈、钜信、友信、福利、利源、同和源、广亨、广和、广仁和、永同德、大同益、大丰行、泗利隆、连令、王大、联新、尧生、中庸等五、六十家。商号名称大多蕴含有商人们祈求生意兴隆、顺景昌盛之意。他们代怀集、广宁货主出售竹木，代广州、佛山、石湾、澜石、西南、官山、罗行、陈村、大良、容奇、江门、新会、中山、小榄、香港等地客商买入货物。 

　　买杉的商号成立杉行，买柴的成立柴行，买竹的成立竹行。这些商会组织以会馆的形式陆续出现，成为统领行业的民间组织，对促进四会竹木贸易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建筑会馆时，从柴竹杉交易额中提取千分之二作为建馆资金，不足之数再从杉商和经纪人之间筹集。又聘请仓岗士绅严竹孙负责与政府及各方势力联系，维护各会馆的利益。每馆都有安排人员负责馆务及接待等工作。来往客商在河傍路活动的会馆有：宁邑馆、怀邑馆、粤江馆、粤源馆、怀务堂、永宁堂等。宁邑馆(位于现时慢性病防治站，建于光绪中期)是广宁客商的会馆;粤源馆(位于现时慢病站上侧，建于咸丰前期)、怀邑馆(位于现时仓岗市场对面的服装厂，建于咸丰后期)、怀务堂(位于现时仓丰信用社上侧，建于民国24年，即1935年)都是怀集商人的会馆;粤江馆(位于现时仓岗市场对面供销社的地方，建于咸丰后期)是新会客商的会馆;而永宁堂(位于现时城中敬老院，建于同治三年，即1864年)则是杉行业商人活动地点。现存的广亨楼是最大的商行，为广宁扶罗人罗统康于民国18年(1929年)所建，楼高四层，另有地下室，两进，前后两座楼上有漂亮的木天桥连通，是解放前四会城最高的两座建筑之一(照片17)。(另一座四层建筑为罗统康等人合资在中山西路开设的江南大酒店，抗战时被炸毁)，广亨楼有一间地下室及一条数百米长的秘密地道，直通现时四会汽车客运站的地方。大门外还用围墙圈出一个小花园。广亨楼造型精致，颇有“洋”味，色彩缤纷的满洲窗又使其不失中华古韵。广亨楼曾为时任四会县县长周东的住地。1949年10月四会刚解放时，由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实施封锁，禁止无关人士出入，使广亨楼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解放后广亨楼曾先后作为四会县兵役局、卫生局、四会镇政府等机关的驻地，也曾作为花篮厂等镇办企业的工场。构思精妙的广亨楼见证着当年仓岗的柴竹杉业的繁荣兴盛，凝聚着仓岗放运不散之精魂：广亨楼是仓岗儿女自豪之所在! 

　　《四会县志》载：当年的柴竹杉买卖“靠商业信誉维持双方关系” ，通常是交货后才收款，极少出现不守信用的行为。偶有出现，即在全行业名声扫地，遭受众商家抵制，其生意也会一落千丈。 

　　 

　　照片1：河傍路的广亨楼，是最大的柴竹杉商行，是当年四会的最高建筑，曾是时任四会县县长周东的住地。大门外的小花园已改成人行道，楼上的满洲窗已改成铝合金窗。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绝无仅有的一次：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梁镜泉向潘某购买了一批杉，但后来潘某涂改了单上的价格，双方打官司，因为成交价都是公开的，行内人士都知道，结果潘某输了官司，成为柴竹杉行业中极不光彩的人物。“人无信而不立”。在仓岗竹木市场诚信经营的例子则比比皆是。 

　　如创办万成杉行的张占伟从新会初到仓岗时资金微薄，但他作风正派，办事谨慎;对同业不倾轧，不争购，受到同行敬佩;他买卖不诈，对卖手不压价，绝不令卖手输盘失信，如卖手资金出现困难，他甚至给予信贷，帮其度过难关，赢得了卖手的敬重;下埠客亦仰慕他的声誉，乐于与其交易，因而生意日益兴隆，成为“杉王”。业界盛传：万成杉行经营几十年，获利白银超百万。 

　　仓岗的竹木市场交投旺盛。三十年代，每天的成交额达十五、六万元，以当时的物价、币值来看，贸易额巨大。其中有六成投放到四会城购买货物。 

　　广宁、怀集的商人在收款后，又在仓岗、四会镇为山区的商店批量购买各种食杂用品、布匹百货等商品付回广宁、怀集;本地商人则不断从广州办货回四会。 

　　柴竹杉商经营获利后，就在四会县城投资，开设商店。如：汤义晃在仓岗街开设“和合杂货店”;三水商人邓洪经营源安杉行获利后，又在中山西路开设“国民银铺”;罗统康、吴桂荣、邓树经、邓洪、陈有等合资在中山西路开设“江南大酒店”，酒店的建筑规模和內部设施在当时堪称一流;其他如金融等各业都有杉商们的投资。当时大宗货款的往来，不是以现金形式出现，而是用银票(解放后称支票)通过各地的钱庄、银行异地存兑(当时称“驳汇”)来实现的。这样就形成了一条颇具规模的商业链，并促进了金融业以及其他各行业的发展。1996年版《四会县志》就有记载：“清道光年间(1821年—1851年)，本县钱庄业的兴起，主要是由柴竹杉行业生意兴旺而带动起来的。” 解放初期，木竹市场曾一度陷于低谷。至1952年，政府颁布活跃初级市场六项措施后，四会柴竹杉业恢复营业，怀集、广宁大量积压的柴竹杉及土特产得以源源外销，仅柴竹杉一项每月营业额就达200多亿元(旧币)，带动四会各行各业的营业额比上年翻了一翻，市场一片繁荣。可以说，仓岗的柴竹杉业的兴盛带旺了四会，甚至广宁、怀集的经济! 

　　每天清晨，家在大同洲的排主们早早就撑着自己的龙梳艇、锚艇前往白沙。而从事整扎竹木排的男女工人及云集在河傍路的客商亦纷纷出动，他们大多步行几公里前往白沙去“上排”。另一部分商人在卖手、买手的带领下，乘坐各商号雇请的可容三、四个人的龙梳艇前往白沙绥江河面上的柴竹杉市场进行交易。负责运送客人的都是些被称作“撑艇哥”的年轻人。一百多只小艇陆续出动，撑艇哥们熟练地舞动长长的竹篙，然后直插河底，再奋力撑着小艇，使小艇灵活、快捷前进。众多小艇争先恐后，你追我赶。远远望去，密密麻麻的竹篙尾不停地摇晃摆动，忽高忽低，此起彼伏，蔚为壮观。 

　　约早上8时许，买卖双方人员到达白沙河段竹木交易市场。货主山客一般都雇请俗称“卖手”的代理人代为销售竹木;而买方的下埠客则委托俗称“买手的代理人代为采购。这些卖手、买手实际上是经验丰富的代销代购的中间经纪商，从中赚取3%至5%的佣金。如卖手、买手使客商的生意获利丰厚，则被视为优秀的代卖手、代买手，而受到客商青睐，反之就不受客商欢迎，生意渐淡，甚至被淘汰。每天，白沙河面上停满了竹排、木排。排面上，人头涌涌，熙熙攘攘。买方人员徘徊往返，物色货物，卖方人员则详细介绍货物的数量、品质，倾力推销，双方讨价还价，或是参与公开投标，竞争买卖，价高者得;另一些人，则穿梭于各排筏之间，专门搜集来货数量、价格、成交量等行情信息，及时向各自的商号汇报;而更多的工人在扎排、埋排、修补整扎柴排，收运竹排、木排：整个河面市场非常繁旺鼎盛!到中午时分，小艇又由撑艇哥操控，载着人们顺水划下，返回河傍路。锚艇、龙梳艇一只接着一只，鱼贯而返，犹如百鸟归巢。下午，卖手、买手则办理结算等具体业务。 

　　大同洲世世代代的青壮年男子都从事放运排筏工作。每递排一般都要五、六个排工，排身大的还要增加人手。放运可谓是特别辛苦的工作。他们在排面上搭起两个低矮的简易寮窝，一个作住宿用，一个作厨房用。炎夏，在猛烈的阳光下，排工们赤露上身，栉风沐雨，汗流浃背，满脸通红;严冬，寒风刺骨，冰水剐肉，手脚皲裂，痛彻心肺。秋冬枯水季节，河窄水浅，排筏容易搁浅。这时，排工就要冒着呼呼北风，落到刺骨冰水之中，扒沙、撬排，手脚冻得象针刺样麻木时，就到岸上的火堆边烤一会，又继续落水工作。有时撬不动时，则要把搁浅的竹木拆开，逐条搬到水中，重新整扎。排工在撬排时，往往由于过度鼓气用力或被竹篙顶撑受伤而要看跌打医生，服食散瘀跌打药。在排工中，有一句老话：“唔(广州话，即不)怕佢(广州话，即它)冻，最怕佢猛风!” 他们把北风称作“割脸风”。在冬夜，凛冽的“割脸风”铺天盖地撕扯着黑暗中的一切。排工只能瑟缩在单薄的被子里，听着北风的怒号声，听着“床”下潺潺的流水声，盼望着天亮后的阳光普照……春夏洪水季节，浊浪滔滔，洪流滚滚，水急浪高，令人生畏。这时，一般都要到水势平缓的岸边停靠，躲避洪峰。但一些工具齐全、经验丰富、技高胆大的排工往往就不避艰险，继续行排。在汹湧澎湃的江面上骑洪疾航，其场面真是惊心动魄!遇上刮风下雨的天气，风急浪高，木排随风浪漂荡。如果被吹到漩涡中，随漩涡旋转，木排就陷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当木排脫逃出这个“魔圈”，转危为安时，排工们往往已被弄得腰酸腿疼、筋疲力尽了!遇上电闪雷鸣、暴风骤雨的天气，排工们就只能龟缩在简陋寮窝中，听天由命，惶恐地度着每分每秒……黝黑的面庞、粗糙的皮肤、厚厚的手茧是他们身体的特征，再加上憨厚的容貌、朴素的衣着，让人一眼就能辨出：这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老排工!常言道：“(以辛苦程度而言)第一撑(船)，第二耕(田)”真是千真万确。但是，排工们也是富于感情的人。在艰苦、枯燥的放运生活中，他们也会与路遇的船艇上的女子对唱起自编的水上情歌。“哥啊!……”“妹啊!……”的歌声回响在绥江上空，时而婉转悠扬，时而嘹亮清脆，极富诗情画意! 

　　放排除了要不怕辛苦外，还必须要有丰富的经验、高超的技术和硕大的气力。一是要会睇天(观天色)，自已要能预测天气的变化，根据天气安排工作。排工们就像优秀的天气预报员，当傍晚日落西山时，看到天脚边发红，就知道明天将是晴冷的天气，且越红越冷;看到成群蜻蜓打转点水、蟑螂乱飞，就知道大雨将至……二是要有良好的视力，要能在排尾脚艇上看清前方几百米远处的水情，根据河水漩涡(俗称水腩)的状况，判断前方河水的深浅，有否暗礁，及时抛下锚缆，调整木排前进方向，避免搁浅或是撞上障碍物。如果能够做到“一眼睇三道腩”，那他就是一个视力非凡的排工了。三是要熟练掌握放排技术。木排有一百多米长，控制难度相当大，驾驭失当，将会造成散排等严重后果。上游地区航道浅窄、多弯道、多险滩、多暗礁、水流湍急，放排技术就与下游地区不同。特别是流放到落差较大的险滩时，更是惊险万分，但排工技高人胆大，总能安全冲过那陡然下降的小瀑布，有惊无险地平安“落滩”。下游地区，河面宽阔，河水深邃。在江门、中山、石岐等水深达二百多米的西海深水地区放排，抛锚缆及锚头缆就是驳长四条，也不一定究着河底。因而只能在排头用竹篙顶撑，避开障碍物，在脚排上揺橹控制航向。在深水地区，每次抛锚、起锚都要四个人合力才能完成，锚缆一放一收所费的气力、时间都不少。在下游地区还要根据潮汐涨退而定行止，有时要在晚上趁着退潮时摸黑起航，披星戴月，兼程赶路。月黑星稀，前路茫茫，这时就只能凭着经验，凭着对航道、水情的熟悉行排了。此外，抛锚技术及所使用的工具亦要依据上下游河水之深浅及江底沙石泥土之区別而有不同选择，这些就毋须详述了。 

　　在那个年代，放运还是一种充满凶险的工作。特別是在1927年至1933年及1946年至1948年这两个时期，盗贼猖獗，土匪横行，治安甚差。南海的“大金钟”、三水的“土地福”就是臭名昭著的大土匪。当时的船票、货票上都印有“天灾人祸，各安天命” 的字样，出门办事，胆战心惊，听天由命。那些被称作“大天二”的大土匪在绥江沿途设立称为“堂口”的关卡，在四会的上游、下游就各有二十多道，他们向来往的船艇、木排“敲脚骨”，勒收堂口费，拒交者则休想通过。而一些散兵游勇式的小土匪，则直接上排上船抢劫，放运工人被抢、被劫的事时有发生。自排工出门“上海”放排后，其家人就一直牵肠挂肚，提心吊胆，天天焚香祷告，翘首企盼，盼望亲人早日平安归来。如果安然归家，一家人心中的石头落下，自然是欢天喜地，小孩子会用一双小手捧着父亲买回来的几粒糖果、几块饼干送给左邻右里，广而告之：我的阿爸平安回来了!但如果盼到的是一个令人心碎的噩耗，如雷轰顶，捶胸顿足，痛不欲生，成为这一家人永远挥之不去的痛苦的记忆!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就发生过一起惨案。那次是把木排放运到目的地后，黄贵、吴枝福、吴桂棠三个排主在广州雇请了一只电船把排工及三只排艇、工具、行李拖运返四会。途中，土匪掳走了五个排工，索要高额赎金。最后谈判破裂，高娣及黄连才父子三人被土匪残忍杀害，高生被放回，杨世伙则冒险逃走。1948年，排工梁桂放排到埠后，搭乘电船返四会。在马房附近，遇到土匪打劫电船，他慌忙逃跑，被土匪开枪打死。那时，政府腐败无能，社会治安混乱，工人命如草芥，又申诉无门，只能自认倒霉。所以，当时有些放运工人为求得到保护，被欺骗、被胁迫参加了洪门党，参党时还要被迫缴交许多金银给那些吃人不吐骨的头目;有些则自行购买枪支作防身用;大排主彭毅夫更牵头成立了一个护商自卫队，自卫队由各商号派人参加，每晚都有队员在河傍路、大同洲持枪巡逻，或派队员驻于木排上，沿途武装护卫，以保护自己的柴竹杉生意的安全。 

　　早期的放运排工中，除大同洲籍外，广宁籍、怀集籍的也占有一定比例。但后来由于绥江上截抢木排等利益冲突、纠葛事端常有出现，再加上沿岸匪贼渐多，木排被劫事件时有发生(从存放于市博物馆的关于“仓岗埠”的晓谕石碑碑文亦可见一斑)。如果事件发生在广宁、怀集河段，由于货主是当地人，相对来说，解决事件的机会就会大一些。而如果事件发生在四会以下河段，就要由祖籍在南、番、顺，并有着广泛人脉关系的大同洲排工出面调停了。因而大同洲排工就逐渐取代了广宁、怀集籍的排工，成为绥江河上放运木排的主力。顶峰时，绥江上有一千多名放运排工，其中大同洲籍的占了大多数。解放后的1950年7月，广、四、怀三县联合成立了绥江放运公司，后于1952年10月又各自组织竹木运输队伍，大部份的职工划归广宁、怀集两县林业部门(如坳仔、古水、东乡、宾坑、春水等森工站)管理。另外一些则成为广州东圃、二沙、鱼珠三个木材场的职工。但无论是广宁、怀集的排工，还是广州三个木材场的职工，大多数都出自大同洲。 

　　由于大同洲人勤劳刻苦，柴杉竹生意经营得法，许多人家特别是排主们都赚到了不少钱财，柴竹杉商更是赚得盆盈钵满，跃登成为名噪一时的富商巨贾，同时又成为匪贼袭击的目标。杉商吴璧如的独生子就曾数次惨遭高要莲塘的土匪绑架(俗称“镖参”)，每次都须以重金才得以赎回。在大同洲，不少人把金子、银子放进瓦坛内，深埋于棚底泥土之中。再加上仓岗街、九条巷也有不少有钱人，于是社会上就把“四会小金山”的花环戴到了仓岗人的头上。大同洲曾发生过两件关于金子、银子的事件。其一，抗战期间，日机狂轰滥炸大同洲，致大同洲满目疮痍，到处都是颓垣败瓦。洲头有一户人家避机返回后，慌忙在废墟中挖掘藏于棚底泥土里的金子，但却遍寻不获。家园顿毁，金银尽失，真是欲哭无泪。其二，不知是大同洲的哪一位先人把一坛银元藏于离岸边不远的地下中，由于水流的冲刷，致使岸边泥土不断坍塌，坛子终于露了出来，引发出一场哄抢闹剧。由此看来，仓岗人对于“四会小金山”的美誉是当之无愧、实至名归的。 

　　1953年8月，国家对木材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木材产品被列为计划性商品，木材的生产、收购、销售被纳入国家计划经济，按国家牌价购销，由国家统一经营，广、四、怀各县成立多个森工采购站具体实施。于是，四会白沙河段绥江河面上的柴竹杉市场随之消失，河傍路的各个柴竹杉商号、会馆也随之停业解散，从业人员另谋职业。至1954年9月底，最后的两家商号橫记行和建兴行也停止营业，结束了四会私营柴竹杉业的历史。 

　　虽然经营方式改变，但是广宁、怀集的竹木仍须由放排工人循绥江水路运出，竹筏木排顺水漂流的景象依旧。大同洲的放排工人完成一趟放运工作后，就返到大同洲的扎运工会报到，挂牌轮候下趟的放排任务。大同洲扎运工会建于1952年，为两层建筑，楼下堆放放运用品，楼上有图书室、乒乓球台、象棋台。工会前还有一个篮球场，球场近绥江河一侧岸边有几棵大树遮荫，还用一排毛杉造成的栏栅围着，以防篮球滚落河中。放运工人在放运间隙常聚集工会进行各种活动，互通放运信息，等候派出工作。大同洲的放运工会显示出相当强大的凝聚力(照片18)。 

　　至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随着广宁、怀集可采伐的林木资源逐渐枯竭，随着陆上公路运输逐渐兴盛，再加上绥江沿线陆续建起了几个水电拦河大坝，致使绥江河上的柴竹杉运输业逐渐衰萎下去。 

　　大同洲因水运之便廉而兴盛，后因水运之式微而沉寂! 

　　今天绥江河上放运木排的情景已经绝迹，风光不再。大同洲的八零后、九零后的水上人的后代已与岸上人融为一体，过上与岸上人无异的生活，甚至讲话的口音亦与岸上人一样，很难听到老一辈水上人的南海话了。他们对于先辈的艰辛与荣耀了解浅薄，甚至一无所知。而只有河傍路的广亨楼、萝卜洲的同顺缆铺遗址、萝卜洲头的木材场、大同洲的扎运工会在默默地见证着大同洲的光辉的放运历史!而在绥江上叱咤风云数百年的一代又一代的放排工人，如今尚健在的亦仅余不足十人，并且都已寿登耄耋了。放运技术可以说已经失传，虽然难免使人产生些许遗憾，但这亦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尽管岁月流逝，星移物换，世界已经天翻地覆，物是人非，时光已经淡忘了仓岗往昔的繁华，但绥水依旧，仓岗作为绥江河上竹木放运业的枢纽的历史地位，仓岗对于推动四会，甚至广宁、怀集经济发展的历史作用，却是不容置疑，不应遗忘的!（图文来源：四会人民政协）

　　 

　　照片2：建于1952年的大同洲扎运工会，是扎运工人聚集活动的场所。